按照支持入刑者的逻辑，如果学生在学校犯罪，那么作为监护方的学校领导和老师是否也应列为刑事追责对象？对于精神病人犯罪，其监护人要不要也纳入刑法打击范围？还有一些监护机构是不是也要入刑？众所周知，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父母之外，还有其他监护人、学校、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是否都需要按照这种归责原则去追诉其他人的刑事责任呢？

在实践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往往并不特定，有的是父母，有的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的并不明确，这些情况下又该如何定罪？即便父母作为监护人，那么是对父母两人一起追究刑事责任还是只追究其中一人？倘若追究父母共同的刑事责任，那么孩子又该由谁去监护？

一个因为监护失职而被定罪量刑的人，理论上便失去了继续充当监护人的合法资格，孩子的监护问题又该如何解决？不难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父母“连坐”，在法理上面临诸多疑问，在实践中更难以操作。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动辄祭起刑法利剑，扩大打击范围并非善治思维，走出过度倚重刑法的路径依赖，于刑法之外创设必要的监护监督机制，强化未成年人犯罪父母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寻求教育、惩戒、激励等多元路径，综合施策激活监护职责，或许更加符合法治要求和治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