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病理医生，我所推崇的是GIST专家侯教授提出的12项诊断指标，按照侯教授的观点，公公的病例应该被诊断为低度恶性GIST，无需后续治疗。而临床医生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肿瘤镜下的核分裂象已超过10个/50HPF，应该被归为高度恶性，需要后期服用格列卫来防止复发。作为病理医生，我推崇侯教授的观点。但作为家属，我无法冷静地去做权衡。
　　因为我是医生，所以吃药还是不吃药，这个重要的决定落在了我的头上。而这个决定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时间，我迅速做出了吃药的决定。这无关任何学术争论，只是我不敢赌，吃药唯求心安，虽然家庭要随之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在肿瘤面前，我也只是一个很想嚎嚎大哭的拙劣家属。

　　公公吃药的生活如小白鼠一般，一月一次的随访和复查，血红蛋白、血小板指数和白细胞指数持续偏低，胃口很差，睡眠不好，公公的情绪也持续低落，婆婆也跟着泪水涟涟。
　　那一刻，我问自己，这难道就是自己想看到的结果吗？花这么多钱，难道就为了折磨老人吗？带着一点私心，将自己手头上的GIST患者组织起来，举办了几次病友会，希望公公能从这些病友之中找寻一点力量。事实证明，自己大错特错了，由于缺乏专业的心理知识辅导，公公在病友会中所获得的不过是同病相怜，他依旧在自怨自艾的这条道上奔走着。恰逢心理协会招募抗癌志愿者，自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公公送到抗癌协会。经过一年的专业心理知识辅导，公公终于彻底走出来了，整个人都开朗起来，而我们整个家庭也一扫之前的死气沉沉，变得活泼起来。
　　是的，我是冷静的发出肿瘤报告的病理医生，我也是拿到肿瘤报告嚎嚎大哭的家属。生老病死，并不会因为自己医生的身份，就会对我有所优待。在这场与肿瘤的搏斗中，虽然我不是亲身经历者，但从最初的无助、惊恐、焦虑、烦躁，到最后的平静和欣慰，我都一一体会。这场斗争，我不能说我笑到了最后，但我已经做了一切我可以做到的。
　　这份经历，让我对医生的仁心仁术有了更深一层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