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戛纳的70周年庆典红毯上，波兰斯基、肯洛奇、哈内克、蒙吉等一大拨拿过金棕榈奖的导演统一穿着黑色西装亮相，场面极为壮观。
 
掌舵戛纳多年的前电影节主席雅各布似乎就是要把戛纳电影节打造成一个大家庭。他也透露过那个已经因纳粹言论而被驱逐出戛纳的拉斯·冯·提尔会称呼他为“亲爱的爸爸”，科恩兄弟则习惯喊他为叔叔。
 
戛纳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来绑住他们器重的导演。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在选片时次次都开绿灯，比如肯·洛奇入围主竞赛单元多达13次，拿下了2次金棕榈奖，其他如维姆·文德斯、科恩兄弟等也都是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常客，多次入围给这些导演得奖带去了更多机会。
 
戛纳还可以利用它的多个单元逐步捧红年轻导演，多兰就是一个再成功不过的案例，颜值高、身份话题性强、影片也确实才华横溢，于是实现了节节高升：2009年长片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入选导演双周，2010年《幻想之爱》/2012年《双面劳伦斯》入围“一种关注”，2014年《妈咪》入围主竞赛单元获评审团（特别）奖，2016年凭《只是世界尽头》拿下评审团大奖。


 
戛纳给他铺的路，可谓用心良苦，不过类似的机会给了河濑直美，却不一定有效，先后四次入围主竞赛单元，只有一次拿到评审团大奖，最后在前年被降级到了一种关注单元，有点扶不起、被放弃的味道。
 
更有开创意义的做法，是利用电影基石单元挖掘璞玉，从短片、处女作长片的项目开发等阶段就开始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自然可以在竞赛单元影片的选拔中得到重点关照，匈牙利导演拉斯洛·杰莱斯的长片处女作《索尔之子》就是在戛纳的电影基石单元里孵化出来的，最后竟入选主竞赛单元还拿下了评委会大奖，可谓是一步登天。
 
早在戛纳60周年之际，就有法国媒体猛烈抨击戛纳，称它放弃了抵抗好莱坞的使命，和敌人握手言和。
 
尽管有艺术光环在身，但为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戛纳并不“关起门来搞电影”，而是尽可能多地邀请明星前来助阵，迪卡普里奥、史泰龙、施瓦辛格、布拉德皮特、安吉丽娜朱莉、妮可基德曼、娜塔莉波特曼……甚至还有戴安娜王妃、约翰·列侬、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而七十岁的伊丽莎白·泰勒还要在戛纳举办她热衷的慈善晚宴。
 
为了让更多明星到场，戛纳自然要对那些与电影节气质格格不入的商业影片放行。2005 年，乔治·卢卡斯打电话给戛纳选片人福茂，请求他让《星球大战》终结版在戛纳电影节放映，福茂没有一丝犹豫地答应了。于是，一场盛大的星战迷的狂欢上演了，首映门票被法国黄牛党炒到3000美元仍旧很抢手，上千星战迷不顾烈日早早地挤在红毯四周等待主创降临，当地出动了400多名警察维持治安，并对海滨大道进行了戒严。卢卡斯说，“我觉得金棕榈给我的这个生日礼物实在是太大了”。而对于戛纳来说，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目光，这场交易也实在是划算。


 
2005年，盛大的星战首映礼,同样的例子还有，2006年的开幕片，选中了汤姆·汉克斯、奥黛丽·塔图主演，根据畅销书改编的《达芬奇密码》，除了商业元素引人注目，它的宗教争议也一度甚嚣尘上，梵蒂冈甚至抨击它是反基督教的邪恶之作，但这并不能阻止戛纳我行我素。到了2007年，《13罗汉》亮相戛纳，当时媒体的标题是“十三罗汉让戛纳陷入疯狂”“现场粉丝几近失控”，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这对伉俪也成为了那一届的一大焦点。
 
而今年来自戛纳选片主席福茂的新书《官方单元》中的最新爆料，则让人大跌眼镜。去年西恩·潘的《最后的模样》入围主竞赛单元，仆街到惨不忍睹，场刊评分0.2，创下了戛纳历史新低，难道戛纳选片人的眼光就那么差么？美国网站Variety曾开玩笑说：“塞隆之所以和西恩·潘分手，是因为她看了这部电影——因为它是在太烂了。”但事实是，西恩·潘可以利用自己在好莱坞的强大人脉帮助戛纳邀请更多美国影片和明星到场，为了这份“交易”，福茂说：“我们都没看过那片就选了”。
 
好莱坞也不傻，戛纳需要他们的明星，他们也需要戛纳这个平台来增加曝光度。两者互相利用，雅各布对此心知肚明：“好莱坞的人非常热情，来到戛纳是因为他们懂得利用这里来推销自己的电影。下半年就不用游历大半个世界去做宣传了。因为全世界几千名记者都云集在这里，你做三天采访就可以节约出半年的时间来……”
 
2014年姜文带着《一步之遥》来到戛纳，他和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来戛纳干嘛？”“宣传。”“宣传之外呢？”“就是宣传。”“为什么选择戛纳？”“因为你在啊。”
 
性感女神碧姬·芭铎1967年被自己的丈夫“绑架”到了戛纳，帮助宣传丈夫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巴图克舞》，碧姬在回忆录里是这么写的：“我讨厌戛纳电影节，这是一个你争我夺的丑剧，但昆特让我做出选择，要么来推介影片，要么立即离开他。我当时选择了跟他来戛纳。”
 
像这样一些例子，是发生在影片万事俱备只欠宣传的阶段，此外还有更多的项目处在孵化阶段，而戛纳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多元又专业的电影市场，供制片和发行人员去穿梭。每年的戛纳，有数千个左右的公司、数万电影从业人员、数千名媒体记者参与。他们为何而来？显然，大部分都是为了生意。
 
曾担任评委的石黑一雄说：“我在戛纳电影节每天的感受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大的商业集市。这里有很多电影在被卖出、买进和放映，你的周围都是讨论这些的人。很多人对获奖电影压根不在乎，他们问，你在这里买了还是卖了？如果我回答，不，我是评委，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茫然的神情。”
 
去年电影市场最大一宗交易是Focus以2000万美元买下汤姆·福特《夜行动物》的全球版权。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并不那么激动人心，这是因为，“大的制片公司不来这儿卖片，他们在全球都有常驻的分支机构”，但他们依旧会来到这个全世界电影人的大趴梯上，不停的开会、吃饭、谈生意，因为还有大量的“融资工作或者新项目的推广”需要他们去完成，戛纳电影市场运营销售总监说。


 
1938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在纳粹的把持下，把大奖不符常规地颁给了里芬斯塔尔的《奥林匹亚》，这部讴歌德国奥运会和希特勒的纪录片让法国人菲利浦·艾蓝杰义愤填膺，他找到法国艺术与教育部长，试图在法国这个电影诞生的国度，创办自己的电影节。
 
为对抗纳粹把控的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应时而生,于是，戛纳电影节从诞生之初就标榜“自由”，这个“姿态”到了今时今日都是一块金字招牌。
 
“我们把艺术家放在高于国家、甚至电影工业之上的位置，”雅各布说。
 
戛纳是不怕事的，哪怕入选的影片触动了法国本土人民的神经。从1975 年的《烽火岁月》到2010年的《法外之徒》，这些电影都因为涉及法国屠杀阿尔及利亚人的历史事件而引发争议，炸弹死亡威胁、法国议员抵制、市长带领游行示威都不能改变电影节的立场。
 
而在本土之外，雅各布认为电影节就应该“支持和保护那些面临危机的导演，从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到伊朗，我们一直在和电影审查作对抗，当姜文被禁止拍片七年，我们也帮助了他。”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2010年戛纳电影节为何会在开幕前一个月，突然将贾法·帕纳西增补进评审团名单里。其时他已被伊朗政府秘密逮捕，但在开幕式上，戛纳固执地在台上给他留了座位，朱丽叶·比诺什则当众落泪，成为那一届的焦点新闻。
 
1990年的一段往事同样令人动容，在戛纳开幕的前两个星期，雅各布收到了苏联导演维塔里·卡涅夫斯基的处女作《别动，死亡或活着》，维塔里受到了热情的接纳，他用戛纳官方提供的机票来到了这座海边小城，欣喜地看着这个新世界，一直到天亮还在岸边徘徊。巡逻的警察把他当作流浪汉抓了起来，在警察局熬了几个小时后，他的身份终于被核实，警察把他恭敬地护送到了豪华酒店的套房里。
 
维塔里·卡涅夫斯基获得了一种关注单元的金奖，当他听到获奖讯息腿都软了，侄子把他推上台，然后，他在戛纳留下了两段简直是被载入史册的恭维话，一句是：“我生活在苏联海底两万海里的地方，刚刚浮出海面，来到了天堂。”另一句是：“如果真有奥林匹亚山，住着众神，应该也就是戛纳电影节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