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而不是道德争议，被认为是吴伟青走上绝路的真正原因。吴海燕说，她父亲死前打来，第一句话就让她录音，说遭到交警的恐吓，要他交十几万元。他哭着说，“你爸也不想死，但真的没有那么多钱”。他说已经垫付了近4000元的医药费。吴伟青的家在村里最不显眼的角落，是一栋三层砖房，仅有基本建筑，门窗未上漆，外墙未涂饰，内墙也未粉刷，裸露着红砖墙体。吴伟青生前揽下了村里的垃圾清运工作，一个月挣700元。

河源市东源县交警大队交管中队指导员蓝伟祥说，交警确实打了电话给吴伟青，但目的是要让他回来做笔录，“没有说过什么二十万元赔偿的事情。我们交警不可能说赔偿的事，事情都没调查清楚，怎么说钱的事。”如今这“十几万”“二十万”的赔偿，和事故过程一样，同样成了有待核实的迷。但是苦于付不出钱而走上绝路，却成为很多村民眼中吴伟青最有可能的自杀动机。

虽然事件真相未明，但已引发公众对于“见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的争论。微博上的网民就把关注焦点放在“该不该扶人”上。人们联系起近年来一系列争议，有的主张应该对愿意助人者予以更明确的法律保护，有人则表示，应当给涉嫌“碰瓷”勒索者以更严厉的惩处，还有人则认为，无论如何，都应出手救人。曾因在校园里徒手擒偷车贼的见义勇为行为被学生和网友赞为“勇大叔”的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院长杨乃良认为，吴伟青的自尽或许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与之相比，这件事引发的社会道德争议，更令人感到心痛。他说，在人与人信任度减少的大环境下，通过立法保护或许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要让持续千年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是个系统工程，任何单方面作为都难达到目的。”杨乃良说。杨乃良呼吁舆论多从正面去评价，不要过度放大个别事件。“网络媒体时代，一点小小的事件就被无限放大，导致有很多极端评价。希望社会舆论能多点宽容，即使撞了人，只要当事人敢于承担，能及时扶伤者去医院，就不要过分追究，给当事人太大精神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