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随着近些年来，缅甸或内的战争，让很多无辜民众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痛苦。作为缅甸的邻国，不少因为战争受难的缅甸人开始选择来中国避难。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5年的数据显示，自和平协议撕毁以来，已有6万多人次的缅甸边民进入中国。40岁的宋兰婧是涌入中国边境难民中的一员，从十岁开始，她就一直生活在战火的惊恐之下，“我一辈子颠沛流离，不得安宁。”据宋兰婧称，战争发生时她钻进缸里，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记忆中那枪炮的声音，总像是人在说话。

据了解，宋兰婧今年40岁，身高1米50，体重147斤。谈到遭遇的战争，她说我的头发，白了约3/4，这不是遗传的，这是生活所迫。我的祖籍，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村山头寨，父亲和三叔后来到缅北讨生活，最后他们都在缅北成了家，妻子都是云南人。我的三叔后来回了中国，他现在是一个中国人了。我出生在一个叫南茄的寨子，我在十岁的时候，人民军和老缅（政府军）正交战。有一天，父亲到山上放牛去了，妈妈带弟弟妹妹们，去云南龙陵逃难去了，我是长女，要留在寨子里守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太阳还有一点点没落下，炮弹突然就在寨子附近的两个山头上空飞来飞去。我恐惧极了，将家里的一口缸打翻，我钻进缸里，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记忆中那枪炮的声音，总像是人在说话。

那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乱。不管是人民军还是老缅，他们经过寨子时，总是要菜要米，我们也都会给。1986年后，人民军改称同盟军，不久同盟军内部又分裂了，分为彭家军和杨家军，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缅北的部队太多了，我们有时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和谁在打。父亲当过村长和民兵连长，民兵负责寨子的治安，一共要当两次，每次要当三个月。民兵不属于任何一支队伍，哪支队伍占领了寨子，民兵就要为哪支队伍送信、送子弹、送饭。

后来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很多重活，慢慢落到我身上来了。有一次，父亲要我帮他送一封信到水岩寨子去，从南茄到那里有两条路，近路要走一个小时，但路上没有一户人家，远路要走两个小时，要经过别的寨子。我走近路，把信送到一支部队的手里，天黑了，我一个人怕，走远路回了家。回到家，父亲就抱着我，说我总算回来了，今后再也不会给我如此危险的任务了。他告诉我，我送信的队伍，刚刚被另外一支队伍打跑了。如果我原路返回，我就会被发现通风报信，也就是“通敌”，我肯定就被枪毙了。

这次打仗，一点预警都没有，我们吓得哪也不敢去。只要不乱跑，躲在家里相对是安全的。22岁时，我嫁给了岳因果寨子的陈金才，岳因果的人赶集，要经过南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现在不明白，当年为什么会嫁给他。我的丈夫，他太爱喝酒了，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他喝醉了就下死手打我，你别看我胖，我不敢还手，一旦还手，他打得更狠了。家里的几亩地，主要种玉米，活计基本由我干，一天到晚从没闲过。我们有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就是现在带着逃难的这个，才三岁多点。岳因果寨子也没有安宁，我第二个娃娃生下来没几天，军人就跑到寨子里，还在我家吃、住。

一旦打仗，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往中国的边境跑，有时是去保山龙陵，有时是去德宏州芒市遮放镇，都是找亲戚避难。我的堂弟媳段芬兰，肚子里的孩子才4个月，也要跟着难民队伍拼命跑，几米高的土坡，也要闭着眼睛往下跳。由于不安宁，在缅北，靠干农活谋生实在太难了。两年前，我把家里的两头牛卖了，来到了棒赛。畹町的对面就是棒赛。我住的是一户好心人家的房子，不用付租金，只要交点水电费。我种了几亩玉米地，去年收成不好，今年就没再种。没事我就帮人家垄甘蔗地，有时还到畹町来找馆子洗碗。我还弄一些野生蜂蜜、野菜到畹町卖，但有时连车费都赚不到。